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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她活得太久了，久到那些骂她的人一个一个地死了，她还在写。

    久到那些曾经被整个伦敦的体面人嘲笑的“蓝袜子”，如今变成了年轻一代女作家们在聚会上压低声音提起的名字，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敬意。

    玛丽把笔落下去，写了一封很短的信。不是写给莫尔夫人的，是写给蓝袜社的一位年轻成员——她在霍兰德夫人的聚会上见过几次，说过话，记得对方提过自己曾经去克拉彭拜访过莫尔夫人。

    “亲爱的辛克莱夫人：冒昧写信，有一事相询。我想去拜访莫尔夫人，却不知她的住址。若您方便告知，不胜感激。玛丽·班纳特。”

    她把信封好，交给埃莉诺。第二天下午回信就来了。字迹很工整，一笔一画的，像写信的人把每一个字母都放在手里掂过才落下去。地址写在信纸的正中央，后面跟着一行小字：“莫尔夫人年纪大了，不常出门。您去的时候，说话声音可以大一些。”

    玛丽看着那行小字，忍不住笑了。她几乎能想象那个老太太坐在客厅里，有人劝她戴助听器，她摆摆手，说“我听得很清楚，是你们说话声音太小”。像一颗很老的树，皮皱了，枝枯了，可根还深深地扎在土里，风来的时候，还是会沙沙地响。

    她让埃莉诺去送名片。

    不是那种印着家族纹章、烫着金边的名片。就是一张素白的卡片，上面印着她的名字——玛丽·班纳特。下面一行小字：布卢姆斯伯里十七号。她在卡片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：“莫尔夫人，我是玛丽·班纳特。我读过您的书。若您方便，我想去拜访您。不敢贸然登门，先送名片来问。”

    埃莉诺把名片接过去的时候，看了她一眼。“小姐，您这么客气？”

    玛丽把名片递给她。“她八十多岁了。写了一辈子书。我客气一点，是应该的。”

    埃莉诺没有再说什么，把名片收好，出去了。

    回音是第三天来的。不是名片，是一封信。信封上的字迹有些抖，可每一笔都很用力，像写信的人把全身的力气都压在了笔尖上。“班纳特小姐：收到你的名片，很高兴。我读过你的书，也读过你那封公开信。你来吧。任何一天下午都可以。我总是在家的。汉娜·莫尔。”

    玛丽的马车在克拉彭的那栋红砖小楼前停下来的时候，天刚下过雨。石板路上还湿着，映着灰蒙蒙的天光，像一面一面小小的镜子。她下了车，站在门口，打量着这栋她只在别人嘴里听说过的房子。

    不大。三层，红砖墙，白色的窗框。墙根的砖缝里长着细细的青苔，绿茸茸的，像给房子镶了一道边。

    门口的花圃里种着几丛玫瑰，花期还没到，只有绿油油的叶子，被雨水洗过，亮得发亮。窗台上摆着几盆天竺葵，红艳艳的，开得正好。台阶扫得干干净净，连一片落叶都没有。

    她想起很多年前，在朗博恩的书房里，她想过自己以后要住什么样的房子。不用太大，够用就行。

    门口要有花，窗台上也要有花。推开门，要能闻到阳光和木头的味道。

    现在她站在这里，看着莫尔夫人的房子，觉得这就是她当年想象过的样子。

    小巧，温馨，像一个人安安稳稳地过了很多年、把每一个角落都住出了温度的样子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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