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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把这些数字像码积木一样码在纸上，让玛丽一目了然。

    她看完，合上账本，靠在椅背上。窗外的阳光从云层后面透出来，薄薄的，落在书桌上，把那些稿纸照得发亮。

    她想起那些年，在朗博恩的书房里，一个人对着蜡烛写那些故事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，她的钱会多到要专门租一个保险柜来存放。

    不是金币，是金条。金灿灿的，沉甸甸的，一块一块码在那里，像一堵永远不会倒塌的墙。

    可她觉得，墙砌好了，该做点别的了。

    股市那边她已经不太看了。那些数字还在涨，运河股票，康沃尔铜矿，南美矿业，都在涨。

    可涨幅越来越慢了，像一个人跑累了，喘着气，步子越来越小。

    她知道那个人迟早要停下来的，也许还会摔一跤。

    可她已经把该卖的卖了，剩下的，让它们慢慢出清。

    加德纳舅舅每个月来一次，把那些卖掉股票换来的金条存进保险柜，然后把数字记在那本越来越厚的账本上。她放心。

    她放心了，脑子就空出来了。空出来的脑子，就开始想别的事。

    她想起那些年她收到的信。

    那些从伦敦、从利物浦、从曼彻斯特、从那些她叫不出名字的小镇寄来的信。

    有的字迹工整，有的潦草，有的写在厚厚的信纸上，有的写在从账本上撕下来的纸片背面。

    写信的人有女人，有男人，有年轻的，有年老的。他们都说同样的话——“我也在写。可我找不到人出版。”

    她想起那些信里的故事。一个女人写她在工厂里看见的事，那些女工的手，那些被棉尘堵住的肺，那些在机器旁边站着睡着的人。

    一个老人写他年轻时在海上漂流的经历，那些风暴，那些岛屿，那些他说不出名字的鱼。

    一个年轻男人写他家乡的传说，那些在林子里游荡的鬼魂，那些在月圆之夜会变成狼的人。

    她不知道那些故事写得好不好，她只知道，那些信纸上的字，一笔一画都很用力，像写信的人把所有的力气都压在了笔尖上。

    可他们没有钱，没有门路，不认识出版社的人。

    他们的故事，只能躺在那些信纸上，躺在那些从账本上撕下来的纸片背面，躺在抽屉的最底层，永远没有人看见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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