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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加德纳舅舅看着她的侧脸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。她坐在朗博恩的书房里，面前摊着那些账本，说“舅舅，我们买运河股票”。

    那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，手指上沾着洗不掉的墨渍。现在她从这扇门里走出来，门在她身后关上了。

    她的名字写在了英格兰银行的账户簿上。

    玛丽·班纳特。她自己的名字。

    马车在街角等着。她上了车，靠在座位上，把那只装着开户文件的小皮包搁在膝上。手指按在皮面上，能感觉到底下那叠纸的厚度。

    一百万镑——那些黄金卖掉之后加上她原来存着的，变成了这个数字。她闭上眼睛，听着车轮碾过石子路的声响。

    那些她一笔一画写在稿纸上的字，那些她在朗博恩书房里点着蜡烛度过的夜晚，那些她从运河股票、从矿业股票、从每一次涨跌里攒下来的钱，现在变成了一百万镑，安安静静地躺在属于她自己的账户里。

    马车拐过街角，布卢姆斯伯里十七号的屋顶从树丛后面露出来。她睁开眼睛，看着那栋红砖小楼越来越近。窗台上那几盆天竺葵还开着，埃莉诺每天早上都记得浇水。门开了，凯蒂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她的披肩。

    玛丽下了车，走上台阶。她把那只小皮包递给埃莉诺，接过凯蒂递来的披肩裹在肩上。披肩是旧的，边角磨得有些起毛了，可是很暖。

    ***

    报纸是埃莉诺早上送进来的。玛丽坐在窗边，面前摆着那杯还没喝完的茶。她翻开《泰晤士报》，在财经版最下方读到那条消息——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英格兰银行达成协议，获得百分之三十的国债代理权。

    百分之三十。她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笑出声来。

    凯蒂从楼梯上探出头。“什么事这么好笑？”

    玛丽把报纸折好放在膝上。“没什么。只是不小心坏了别人一桩好事。”

    凯蒂走下来，接过那份报纸看了看，没有看懂。玛丽没有解释。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茶已经凉了，涩味更重了，可她觉得刚刚好。

    现在他拿到了百分之三十。不是全部，是三分之一不到。

    玛丽把茶杯放下，靠在椅背上。窗外梧桐叶已经落尽了，光秃秃的枝干伸向灰蒙蒙的天空，像一幅用墨线勾出来的画。

    她想，他大概也没有生气。生意就是生意。她手里有黄金，银行需要黄金，他把价钱抬到银行快要接不住的时候，她从旁边递了一只手。不是针对他，可结果确实是他的筹码被削薄了。他愿赌服输。

    出版社的信是下午送到的。信封上印着柯曾街11号的徽记，埃杰顿先生的字迹，一笔一画，和他的人一样稳当。

    玛丽拆开信。信不长，可每一个字都写得很认真。“班纳特小姐，这一段时间虽然遇上经济危机，市面萧条，工厂关门，银行挤兑，可那些获奖签约出版的书籍，都卖得不错。

    《赤道无风带》第一批印了两千册，半个月就加印了。莎拉·布朗的诗集《棉尘里的光》印了一千五百册，书商们起初犹豫，后来悄悄来补货，补了两次。还有那位乡村教师写的散文集《泥与根》，卖得慢，可很稳，每周都有几本被人买走。”

    “我想，是因为人们在这样的日子里，更需要读到一些真的东西。不是那些躲进虚幻里的浪漫故事，是那些和他们一样从泥里挣扎过的人写出来的字。他们读到了，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。您的征稿比赛选出来的这些作者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。”

    玛丽把信放下，站起来走到窗前。窗外的天还是灰蒙蒙的，煤气灯在雾气里亮起来，一盏一盏的，把街道照成昏黄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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