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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伦敦的咖啡馆里，有人举着报纸念。念到“二十五万三千镑”的时候，有人吹了一声口哨。念到“公开账目、接受查阅”的时候，有人放下杯子，说了一句“早该这样了”。

    酒馆里，几个工人围在一起，听一个识字的人念报纸。念到“为因工伤失去生计的工人家庭提供临时救助”的时候，一个手臂上缠着绷带的男人低下头，看着自己那双不能再干活的手。他没有说话，可他的喉咙动了一下。

    茶会上，太太们摇着扇子。“王储这次，是真的要做事了。”一位太太说。旁边另一位太太接话。“她母亲要是还在，看见她这样，也该放心了。”没有人反驳。那些平时最爱挑刺的太太们，今天也闭了嘴。

    克莱蒙特庄园的花园里，夏洛特坐在石桌旁边，面前摊着那几份报纸。她一份一份地看过去，看完一份，放在一边，又拿起另一份。

    利奥波德从屋里走出来，手里端着两杯茶。他在她对面坐下，把一杯茶推到她面前。“看了一上午了，还没看完？”

    夏洛特抬起头，嘴角弯着。“看完了。又看了一遍。”

    利奥波德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。“写得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夏洛特想了想。“没有捧我。只是把那些事，一件一件地写出来了。”她顿了顿。“我喜欢这样。”

    利奥波德看着她，没有说话。他知道她在想什么。那些年，报纸上写的都是她父亲的荒唐事——欠债，挥霍，和那些女人的纠葛。偶尔写到她，也是“王储殿下出席了某某活动”，轻飘飘的，像在说一个无关紧要的人。现在不一样了。那些报纸上写的是她做的事，不是她是谁的女儿，不是她嫁给了谁。是她自己。

    夏洛特把最后一份报纸放下，靠在椅背上，望着远处的草坪。阳光落在那些冬青上，绿得发亮。

    “莉齐说，那个《泰晤士报》的记者问她，这种新闻发布会不会成为定例。”她顿了顿。“她回答得真好。”

    利奥波德放下茶杯。“她怎么说的？”

    “她说，目前还没有明确计划。但她个人认为，这样的公共慈善事业，向公众保持透明和沟通，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她会向我建议，形成定例。”

    利奥波德笑了。“她倒是会替你拿主意。”

    夏洛特也笑了。“是我让她拿的。她那个人，拿主意之前，会想很多遍。想完了，说出来，就是稳的。”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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